沈阳方圆大厦

城市审美的讨论容易陷入各说各话的困境，标准模糊，莫衷一是，但反过来讲，对于差的城市或丑的城市，倒是意见比较集中。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同时，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实现了很多国家一百多年的建设成果，其成就不容否认，但与快相伴的一些问题，也是有目共睹。领导层有“奇奇怪怪”的评价，民间更是组织了最丑建筑的评比。不光是个体建筑，建设模式的单一化，效率是高了，也引发了千城一面的问题。中国城市就这样快速地痛并成长着。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痛，并非中国独有，由于现代城市是个复杂系统的集成，想要无痛发展，确非易事。

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城市或理想城市，历史上不少大师提出过理想城市的方案和模型，但这种理想往往只是形式上的观念化表达。如果做调查的话，不同的人给出的理想城市名单肯定不会一致，就算是得高票排前列的城市，去找当地城市居民聊聊，也可能收获一堆槽点。城市的复杂性即在于此，观光客眼中的美与本地居民的判断不见得一致，管理者的理想未必是普通市民的追求。

说起这种复杂性，自然会想到历史上有名的几则故事。一是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见罗马城大火而欣喜不已，因为这给了他按自己意愿重建城市的可能性。当时罗马一片繁盛，但繁荣与美不是一回事，罗马城房价高企，街道无序，很多地方甚而脏乱不堪。罗马既是众人向往之地，也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城市。尼禄贵为最高统治者也对城市问题一筹莫展，故而大火反让他看到机会。第二个故事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摄影师拍摄了一张美国纽约曼哈顿地区的照片，题为“有序的混乱”，十分耐人寻味。纽约有均匀的棋盘格路网，曼哈顿地区的高楼都依据地块的限制而兴建，此为有序，而每座建筑争奇斗艳，形式语言五花八门，整体上毫无逻辑，彼此之间也没有配合的意思，“有序的混乱”还真是贴切的评价。然而，即使如此，纽约这个“大苹果”正是以这样的气质吸引了无数人。

更激烈的故事来自英国伦敦，1987年，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和英国主流的建筑师们爆发了一场大论战，王子认为“英国建筑师对伦敦造成的破坏比第二次世界大战‘闪电战’中希特勒的轰炸机造成的破坏还要严重”，昔日宏伟壮观的圣保罗大教堂已经被摩天大楼衬托得气势不再，他呼吁修建“出自英国丰富的建筑传统并与大自然和谐一致的建筑物”。查尔斯王子甚至找来专业的团队为自己的论战拍摄了一部伦敦城市景观的纪录片。建筑师们则以保守、迂腐反唇相讥，并指责王子凭借特殊身份发表意见，干扰了公共决策。双方针锋相对，立场强硬，一时的情绪化往往伴随着过激的言论，但社会在这场论战中也思考了更多。对于伦敦这样的城市，一方面拥有悠久厚重的历史，另一方面在“二战”中遭到极大的破坏，战后的重建究竟应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进行，确实费思量。时代性的表达与历史的尊重构成一对矛盾，建筑师们倡导的现代美学与以王子为代表的古典审美也难免冲突，最终的选择往往见仁见智，难以简单地达成一致。

伦敦战后的城市建设是有代表性的，查尔斯王子的感受也不是孤立的，建筑师代表的专业精英所推崇的现代主义正是利用战后百废待兴且经济拮据的形势而得到大规模的实践，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了混杂的局面。而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因素，是房地产业的兴起。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房地产作为一个行业是不存在的，空间不是一种可频繁交易的产品，工业革命之后房地产业随之兴起，空间也成为一种产品，既可大量生产，也是重要的消费对象。后现代主义著名的理论家查尔斯·詹克斯在评论伦敦郊区大量兴建的大型旅游酒店时，曾描述这些建筑是“按不露面的开发者的利益，为不露面的所有者，不露面的使用者建造的”，只能假设“这些使用人的口味与陈词滥调等同”。（［英］查尔斯·詹克斯《后现代建筑语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现代房地产业的兴起，造成了建筑的所有者、开发者和使用者各自分离，并且在某些阶段不可预知，詹克斯的评论直指要害。

广东南海土楼公舍

对城市而言，陈词滥调未必是最坏的结果，那只是一种庸常，虽不能激动人心，也没有太大危害。在真正的地产竞争中，陈词滥调只是策略的一部分，“标新立异”地制造卖点是策略的另一方面。空间作为商品被赋予的符号价值在地产商控制的媒体上成年累月不间歇地轰炸。资本以匿名的方式在城市建设中行使着主导权，商业的逻辑挑战惯常的审美与秩序，常人眼里的奇奇怪怪，在流通交易的链条里自有其合理性。奇怪可以成为焦点、成为地标、成为话题，自然也就容易认知，容易流通、被消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房地产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一度以经营城市的理念，寄望于资本的协力建设，初衷不见得错，但由此难免形成管理缺位的局面，政商合力，势不可挡。

当城市真的成为空间大卖场的时候，即使是商业竞争，也会呼唤市场秩序的建立，无序竞争的结果是大家一起沉沦。城市之美，简单来说，无外乎两个条件，一是秩序，二是独特的性格。秩序的形成不外乎两个模式，一种是规划先行的强势主导模式，一种是自发生长的向心模式。欧洲的众多城市都是后一种模式的产物，城市随着所在地经济的发展慢慢扩展，谨慎地维护原有的中心区域，虽不是简明的几何化路网格局，但秩序仍清晰可辨。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被誉为“欧洲最美的城市客厅”，而围合形成广场的这些建筑是在三百多年的时间段内先后建成的。如果没有对先行建筑和广场的尊重，那么，这座最美的客厅是不可能诞生的。这样的城市虽然看似自发建设，但是背后仍有很强的整体观念支撑。规划先行的城市建设往往要依靠强有力的行政力量，历史上有抱负、有作为的统治者与许多城市的面貌有很强的关联关系。法国巴黎的奥斯曼改造是城市史上的著名案例，由中世纪慢慢发展起来的巴黎城一度并不是那么优美和有序，但在奥斯曼手上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造，成为后世许多城市模仿的对象。这次改造的重要思路就是通过星形广场和放射状的干道，为巴黎建立秩序，并通过法律规定了一般建筑与街道的关系，使巴黎至今仍是世界上整体性最好的城市。

美国纽约的路网是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很规则的均分网格，但在市场竞争的模式下形成了曼哈顿地区著名的“有序混乱”。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系统，也可以理解为多方利益博弈的场域，任何一方的利益诉求不受制约的话都会导致奇观的出现，政治的力量会产生政治性的建筑奇观，商业力量导致商业奇观，平民的力量也会导致平民的奇观。城市的性格往往也在这种博弈中得以积淀，慢慢形成。“二战”之后德国建筑师格罗庇乌斯在美国成立了协和事务所，携现代主义建筑先锋之威，发展得很快，并承揽了许多重大项目，但泛美航空公司总部大厦的设计成为其职业生涯的一个拐点，这座大厦占据了两个街区，庞大的体量阻断了城市原有的视线通廊，引来一片批评，大师声誉受挫，最后事务所也倒闭了。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在波士顿设计的汉考克大厦也是争议很大，因为大厦紧邻波士顿市中心一座著名的老教堂，高层办公大楼的体量显然严重影响了这一地区的城市景观。好在贝聿铭巧妙地利用了玻璃幕墙的镜面反射效果，并把大厦的平面设计城菱形，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建筑的体量感，没有使这个项目成为自己的滑铁卢。公众舆论在这些故事里，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利益的博弈，资本也罢，权力也罢，名望也罢，一切自有公论。

城市之美是个庞大的话题，其复杂性往往需要我们透过表象的繁杂去认识深层的规则。一座美的城市，并不是几座地标性建筑或几处景观所能决定的。每座城市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和秩序，城市既然是一个公共的场域，其品质也是由公众的力量决定的，权力和财富或许有一时的话语优势，但长久来看，终究还是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造就了城市。一座美的城市，往往呈现的是一种可取的生活方式，或许也有不便之处，但大家能包容她的缺陷而珍视她的美好。城市是集体意志的显现，是一个人群的价值观的表现，美与不美的背后，实在是价值观是否能得到认同。城市价值从来就不是单一指标所能代表的，当我们批评、抨击一些扭曲的奇观时，我们也需要检视一下自己的内心，我们的期望到底是什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8年第5期，作者系清华美院教授、《装饰》主编方晓风。